在香港讀書

在香港一個多月來，一星期三天到中環做研究，過的是跟在美國一樣純淨的學術生活，其餘四天陪伴家人四處遊玩，過的是在美國一個人沒資格過的悠閒生活。一靜一動，馬不停蹄，但靠擠公車、泡咖啡店的時間，在香港的喧鬧間，竟也讀了幾本好書。

杜斯托耶夫斯基這部The Brothers Karamazov終於看完了，他的主要作品也總算全讀過一遍了。這部書一千多頁，結構很複雜，其中好像跟全書沒甚關聯的The Boys一部，印象最深，最受感動。沒有《罪與罰》的緊湊和壓迫感，代之的是大量宗教和哲學性的思考，一次消化不了，一兩年後必會重讀。

David Lodge的小說差不多都看過了，其學院小說三部曲更讀了兩遍。他幾年前關於Henry James的小說未看，但他最新出版的Deaf Sentence卻在來往中環的地鐵路程上讀完了。就像大部分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或多或少是夫子自道。書名一語雙關，談的是「撞聾」的退休語言學教授Desmond Bates，如何在聽不清的境況下面對生活上的大事小事。這本小說只算David Lodge中上水平的作品，但描述主角父親如何從衰老、失憶、病倒至死亡的段落，寫得動人。想是作者親身經歷之故吧。

早前在台灣遊學一星期，買了許多在香港難找的台灣書。其中的三冊《二殘遊記》，在日本旅遊乘火車期間就讀完了。作者二殘，是嶺南大學退休教授劉紹銘的筆名。他的書能找到的都看過了，很喜歡他帶點洋氣的通順中文，這套小說聞說已久。就像David Lodge的三部曲中的英文系教授，《二殘遊記》講的是華人英文系教授二殘在異邦美國的教研生活，少了幾分犬儒，多了幾分憂國憂民的情懷。從中西學院小說之比較，談到中西文化之差異，想是個有趣的研究題材，可惜還未讀過Kingsley Amis的Lucky Jim，未夠資格發表偉論。

現在讀的是暢銷得很的《改革歷程》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前書也許是匆匆出版，繁簡並存，編輯馬虎。此書乃係歷史文獻，不能這樣草率，希望第二版不會那麼難看。讀海耶克，書中例子雖多為納粹德國，但其中的分析總令我聯想到香港甚至全中國。有空再談。

難看的財政肥皂劇

(2009年05月19日 蘋果日報)

自○四年始，財政預算案成了劣質的肥皂劇。劇本如下：四月份公佈一份保守的預算案，市民沒拿到甜頭，失望而將矛頭指向財政司司長。五、六月間，七一遊行前夕，「赫然發現」經濟情況比預算案中說的壞，於是由特首出面派糖，以利民紓困。可惜的是，香港市民沒那麼笨，在理性預期（ rational expectations）之下，早知特區政府的用心，派糖也就減低不了反政府的情緒。

海嘯當前怎獨善其身
上周財政司司長公佈，香港首季本地生產總值（ＧＤＰ）跌了百分之七點八，為十一年來最差。財政司司長告訴我們，政府將會推出多樣措施，以解香港市民之困。可是，財政司司長看到「漫長隧道盡頭的一點曙光」，謂現在已是最壞的時候，復蘇在望云云。
這場戲畢竟做得難看了一點。不用等到去年第四季，全球經濟已現敗象，香港出口數字下跌，加上個人消費減縮，已是意料中事。甚麼雷曼倒閉、美國政府救市、英國銀行擠提等事件，霸佔報章頭條，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香港能獨善其身。即是說，去年底至今年初，從牛頭角順嫂至銀行分析員，都會告訴你香港第一季的經濟會很差。但據財政司司長的思路，制訂預算案時是覺得經濟未算太差，至少還不用政府插手，但現在「驚覺」經濟原來很糟糕，要亡羊補牢。司長替自己辯解說：「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短時間內五次更改其預算，新加坡也有三次……見到外圍對我們的影響是相當大。」ＩＭＦ更改預算，幅度也不至令政府政策在短短一季內有如此巨大的改變吧？真是苦了司長，要找個可信的理由解釋其政策突變，但從劇本的角度看，劇情發展是有點太牽強了。
司長怕嚇壞了香港人，以免假戲真做，惟有安慰大家，說香港已在最壞的時刻。須知財政政策，尤其是派糖式的暫時措施，其對經濟影響難以預計，速度可快可慢，效力可大可小，到了今天經濟學界仍為其實證研究爭吵不休。比如說，在奧巴馬增加政府開支刺激經濟之際，美國經濟學界就為了量度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 multiplier effect）意見分歧，有堅持其是大於一者，有相信其是負數者。不論政策有效與否，既然最壞時機已到，派糖所為何事？待政策影響出現之際，香港經濟可能就如司長所說，早已走出「隧道盡頭了」。
有見及此，司長說要推出一些「既快且準」的措施，可以立刻有效，隨時精準到位。司長的豪言壯語，叫人嘖嘖稱奇。除了大幅減稅或派現金，大概沒有甚麼財政政策是「既快且準」的。希望司長快快公佈其神奇措施，讓大家開開眼界，算是為經濟學作出一點貢獻。話說回來，司長一邊對未來那麼有自信，一邊又顯露其在預算案的「疏忽」，劇情犯駁，不忍卒睹。

政府立場不定失信用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財政司司長的把戲非但不能緩和反政府情緒，更減低了政府所餘無幾的可信度（ credibility）。經濟政策的效能，關鍵在影響市民的預期。若政府立場不定兼居心叵測，市民不輕易相信政府，經濟政策的影響只會越來越捉摸不定。可是在香港畸形的政局下，財政司司長要兼任演員，替七一上街滅火，犧牲信譽也是逼不得已。
財政司司長如欲繼續愚弄市民，宜用心改改劇本，好讓做戲的七情上面，看戲的如癡如醉。

網誌重開

香港是一盤混帳。從政府管治到社會文化，無不每況愈下。為政者矯揉而退縮，涼薄而貪婪。遠的不說，近日抗疫行動，本為善舉，但最終卻淪為一場拙劣的政治綜藝表演。一眾官員，流露的不是對市民的關切，而是盡取政治資本的難看吃相。而香港社會反智，已是老生常談，只是花樣層出不窮而已。道德掛帥，所向披靡，藝人藏毒，不是什麼新鮮事，新鮮的是眾藝人的一臉嚴肅，齊齊宣稱自己生活潔白無瑕，還討論有何妙法可助藝人減壓云云。眼前一盤糊塗帳，俯拾皆是愚昧事。

香港乃滄海一粟，不宜自我膨漲，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北望祖國，大家心裡都明白，自奧運一剎那的開明，過又是重重的煙幕迷霧。四川地震，舉世關心，一年過去，到了今天竟漸成禁忌。聞說死難家屬申訴無門，又見四川官員走出來說沒有豆腐渣工程，再想起去年的一點點捐款，只覺詭異。說遠一點，從六四事件，到文革反右，一些從前半懂不懂的歷史，近年都一本又一本書的去了解。了解漸多，對今天的祖國就愈關心，也愈怕香港下一代什麼都不知道。

去年我剛滿二十七歲，就把網誌關掉，埋首助理教授的沈重工作。一年過後，教學雖一塌糊塗，研究卻漸有眉目，飯碗暫時丟不了。今天二十八歲，決定重開網誌，利用一點的空閒時間，盡知識份子的責任，把我相信的告訴大家。

Great Expectations

(刊登於去年某日的《明報》)

給香港的青年公共知識份子：

你們好。我們都是七十年代尾至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對六四有依稀的印象，也可能參加過七一遊行。可是我離港已久，跟香港的文化發展脫了節。我謀生於學術界，寫文章多為了在學報刊登，一點也不「公共」。你們寫文章、參與社會活動，對輿論有影響。不了解你們多一點，看不清香港文化的未來。

近來《明報》陸續刊登了「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系列」的訪問，由沈旭輝先生執筆。為了解你們，我都一一細讀。訪問太多，未能一一提及，我只選十一月二日的《兩個極端遊走出世入世》(訪問健吾和許煜)和十一月三十日的《為發聲做個見證》(訪問禤智偉)，抒發一下我的感想，希望你們不會介意。

你們很自信，話有時會說重一點。也許香港文化墮落，刻不容緩，說話間留白是太奢侈了，可是我有時候會給你們的豪言壯語嚇壞。禤先生說：「我第3個碩士在LSE讀哲學，因為那是Karl Popper的地方。但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原來是個笑話。90年代時，很多人都以為他是個偉大的科學哲學家，但聽了他的講座，就知道他連基本數學符號也搞錯。我發現，原來世界是這樣的。」禤先生你可能說得太盡了。我對Karl Popper的了解不深，但聞說美國哲學系的學生今天還要讀他的書，那至少可以證明，Karl Popper未淪落至一個笑話。維根斯坦(二十世紀哲學家，Karl Popper的論敵)的數學哲學講義，雖未及他的兩本著作影響深遠，但也是重要作品。根據Ray Monk的傳記The Duty of Genius，維根斯坦的數學只是本科水平。我希望禤先生不會把維根斯坦也當作笑話吧。

你們愛用術語。健吾說：「我寫作是on desire，真的deal with ontological anxiety (存在的焦慮)的事情。我希望有一班不知自己怎樣做的年輕人﹐從學院外反攻學院內。。」讀你們的訪問，跟讀你們的文章一樣，常常給一些陌生的詞語攔住。我努力的去明白你們的心思，但實在不能繞過術語的迷宮，看不清文字背後的深意。也許是執筆者沈先生太看得起讀者了，以為給ontological anxiety加上中譯，讀者就會明白。

是我不夠努力，追不上你們的深刻思考吧？許先生在教訓我：「以大家的能力，不可以滿足於看淺白的文章。香港人不太喜歡深奧的理論...問題在於太遷就讀者，經常跟隨市場的供應及需求，特別在香港這樣淺薄的城市。我們常說香港生產不到理論，正因為過於遷就讀者。看近十年出版的書籍，很多作者都傾向將文章淺白化，不涉及理論，好像寫故事般。」我認為把深奧的東西寫得淺白沒有什麼不好，只要不至膚淺就可以了。深奧的理論，從來都是少數人能接受和應用，把這個重擔放在一般香港市民身上，是有點苛刻了。少用術語，寫一般人都能讀懂的文字，才是「公共」的前提。

你們會怪我斷章取義，但我跟你們的世界太遠了，對社會的影響力也太小了，很容易誤會了你們的意思。禤先生說：「我最初在Pittsburgh跟師兄談天5分鐘，他已說你來錯地方了，因為你不是想做academic，而是想做知識分子。讀博士是為了找一份工作，而不是做知識分子。想做學問、不是學術，不應浪費時間。最後上帝給我的答案，就是現在這位置。」我明白你沒有以偏蓋全的意圖，但我想跟你說，我讀博士不只是為了找一份工作，我也天真的想做一個知識份子。讀博士跟做知識份子沒有衝突，做學術跟做學問也不一定是二擇其一。世上有許多混回來的博士，有許多視野狹隘的博士，但我相信有些博士是有心走出象牙塔的。

我說得太多了。不瞞你們，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們會改變香港文化的衰敗局面，所以我把這篇文章的題目定作Great Expectations。你們都有廣博的知識、出眾的文采，但若你們可以把話說輕一點、說簡單一點，啟迪民智起來會事半功倍。

左與右

這場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使不少人傾家蕩產。有工作的，擔心飯碗不保，丟了飯碗的，恐怕要長期失業。一片愁雲慘霧間，卻有一些人亢奮異常。我指的不是企圖趁低吸納的投資者，而是一眾左傾知識份子。從風暴開始至今，有一大堆批判資本主義的文章，又有一大堆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文章，能讀懂的我都讀，盡量了解兩方的觀點立場。只見右邊的論者，害怕社會主義統治世界，又見左邊的論者，將這場危機看作資本主義的末日。大家都吠錯了樹，看不到問題所在：自由的金融市場出了問題，該以什麼政策防治？什麼政策的成本最低？設計出了最有效率的政策，該如何實行？我相信，這些問題都可以冷靜的、科學的解決，就像大蕭條造就了凱恩斯學派，七十年代高通脹推翻了傳統凱恩斯的學說一樣，靠著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積累，我們會慢慢的知道事情該怎麼辦。問題不是以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也不是辯說自由市場完美無瑕。

今天讀了呂大樂在《明報》刊登的評論文章《「金融海嘯」需人文反思》，有點感想。呂先生在香港云云的學者中，算得上是「公共知識份子」(這個概念近來在香港報章很流行，余讀《紐約時報》，也不常見public intellectual一詞)，至少他的文章我讀得懂。

讓我選錄一段：

「社會學分析的出發點，是現實中的市場均嵌入在社會制度環境之內，而它的運作必然地包含社會性。Durkheim強調所有契約都包括了設定契約之前的元素。他的意思是無論契約的條文如何精密，它始終不可能滴水不漏，將一切漏洞堵塞。契約關係如何運作，要視乎在契約以外的社會關係和道德規範。Weber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個題目時，雖然並非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但他的分析卻包含了這個意思：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是建立在前資本主義的道德與價值的基礎之上。Bell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論點，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文化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底下文化中約束個人的元素均來自前資本主義時期，而它們正不斷受到市場中交易和消費活動所衍生的價值與期望所衝擊。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也不一定能夠——產生可以支持這個制度長期運作下去的道德規範。直接的說，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市場機制以外的文化規範來幫助它保持某程度上的(雖然並不穩定和不變的)平衡。」

這一段文字再次提醒我，《明報》的讀者都是高質素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都知道Durkheim、Weber、Bell是何許人。我是知識專業化下的產物，經濟學以外懂得很少，缺乏人文修養，讀這類文章頗有障礙。幸好我碰巧在讀Émile Durkheim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略知道Max Weber的學說，不然就要看讀一頭霧水了。如果我沒有猜錯呂先生的意思，問題的解決方法，是灌輸市民以人文價值，以抗衡資本主義本身的自毀傾向。

我不禁問：怎樣在香港建立人文價值？呂先生沒有告訴我們。我相信改變人的想法和價值是很難的事，於是經濟學才會以自私作為假設，而不想去改變人類自私的本質。人類自私的傾向，跟宗教熱情、道德規範等比較，在歷史發展上，改變要少一些，作為人類行為的假設也就可靠一些。

左傾的朋友會問，是否你中經濟學的毒太深，墮入了右傾思想的圈套？我會答：我只會用科學的方法分析事實，客觀的分析問題，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當然，你會說「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學方法本身也可能是另一個圈套。這些詰難，我要多讀書多思考，才敢回答。

A Quote from J.S. Mill

Some words of wisdom from J.S. Mill, from Chapter IV of Book I of his Principles:

"As M. Say truly remarks, it is on the very elements of our subject that illustration is most usefully bestowed, since the greatest errors which prevail in it may be traced to the want of a thorough mastery over the elementary ideas. Nor is this surprising: a branch may be deceased and all the rest healthy, but unsoundness at the root diffuses unhealthiness through the whole tree."

OK, I'll keep reading...

不吐不快

今天《明報》報導中央的刺激經濟政策，看完第一段，隨著而來的是：

港府消息人士形容，中央透過力谷內需的「大動作」來對抗金融海嘯的衝擊，可說在港府意料之中，一定會對香港有利。雖然暫時未能評估新政策在哪些方面最能惠及香港，然而內地的本地消費僅佔中國生產總值的15％，遠低於美國的70％水平，內地的內需市場確實仍有很大的擴展空間。消息相信，隨着內需增加，香港在內地的廠商或許可透過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而受惠。

還沒有介紹政策內容，就急不及待談及對香港的利益，這是什麼的思維？國內事無大小，先想想對香港有什麼利弊，這種心態，就像世界上有任何災難意外，都先問「有沒有港人傷亡」一樣，是狹隘的大香港主義。

香港政治之三

前陣子，為應付愈來愈不樂觀的香港和全球經濟情況，特區政府組織了一個「經濟機遇委員會」，東拚西揍的找來十位社會賢達(有莫名其妙的胡恩威，但只得一個經濟學家？)，共商救港大計。

這個委員會的名稱初看滑稽，細想之下更有誤導成份。香港面對公司倒閉、裁員，而銀行紛紛收緊信貸的景況，明明是經濟危機，卻硬要說成什麼「機遇」，背後又是那套似是而非的「有危便有機」的道理。這也許是特首辦心戰室想出來的主意，以漂亮的名眼掩飾難看的事實，跟俄國的《真理報》、《一九八四》裡的和平部，可謂異曲同工。歐威爾說過，一個政權愈醜惡愈無能，便愈會在文字上玩花樣。特區政府少做少錯的方針，沒有什麼具體的政策提出來，唯有先起個好聽的名字，騙騙市民的耳朵。這實在是pathetic。

我希望這是我的偏見，我希望這委員會能集思廣益，合十位社會精英的智慧，助香港避過一劫。不過，特區政府過往組織過的委員會，就如天上繁星，開完一個又一個，噴了以公升計的口水，浪費難以估計的公帑，全都虎頭蛇尾，靜悄悄的給下一個委員會掩蓋。大家還記得「扶貧委員會」嗎？但我幼稚的希望，這「經濟機遇委員會」是一個例外。

今天《明報》報導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經過兩多小時的針鋒相對、唇槍舌劍，曾蔭權表示，「香港明年會步入衰退的風險已經增加，並預期在金融服務、貿易物流、旅遊消費及地產建築4個界別，明年會受較大衝擊。由於經濟下滑，他預期失業率明年顯著上升，委員會同意要促進就業。」

以上結論，不用開兩小時會議，隨便問問一個經濟學家，甚至一個普通市民就可以了。據我的意見，事情其實有樂觀的一面：香港明年的煤炭銷售及社工界將受益，因為多了人燒炭，多了人找社工協助，特區政府太悲觀了。

且看委員會有什麼行動：「決定以金融服務、貿易物流、旅遊消費及地產建築作為工作重點，研究如何加強這四大界別的競爭力，以及進一步支援中小企。」我誠心的祝願，委員會有滿意的研究結果，但據香港政府所有委員會的往績，什麼事情都可以無限期的「研究」、「討論」下去，只說不做。

《明報》報導還提到：「委員會下次會議於12月舉行，曾蔭權強調，這段時間委員將以電郵交換意見，將初步建議更具體化。」讀到這裡，我不得不承認特區政府已經到了pathetic的地步。打個比方，老闆給工作交給你，要你下個月交貨，你卻戰戰兢兢的跟老闆說：「老闆，我今天會開始工作，明天會做，後天會做，直至一個月後交貨為止，天天工作，一天不躲懶。」老闆聽到，不會認為你勤奮，只會覺得你無能。